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于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拨款上，而财政拨款唯一能解决的仅是按照医务人员编制划拨基本工资。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

　　坚持

　　——很多康复的患者都能体谅医生的苦衷

　　一位狂躁症患者突然失去控制，在病房中大声喊叫，挥舞着拳头，瘦小的护士长刚到门口就直接被扑倒，她紧紧抱着患者的头，劝慰着：“宝贝，乖……”然后拍打着他的背，等待他逐渐平静下来。他们蜷缩着躺在地上，犹如一对母子。

　　半个小时后，护士长用冰块敷在肿胀的脸上，淡淡地说：“贵在坚持。”

　　“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没有挨过打，受过伤。”陈大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他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一科主任医师，从医多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就在几天前，他的同事张保华在病区查房，一位患者上来就是一巴掌。“一声没吭，继续干活。”

　　悲剧随时可能降临，五年前，一位医生被病患戳瞎了左眼，医院承担了医药费，仅此而已。

　　一位刚入行，只有24岁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为防止病人突袭，可以站在45度角，以便自卫，尽量站在靠墙的地方，保护后背……然而，当进入病房，面对一群患者的时候，所有的理论和经验都失去了可行性。

　　最让他感到挫败的是，由于精神病诊断缺乏参数明确的客观标准，他经常要与病患和家属“斗智斗勇”，饱受质疑和威胁。

　　精神病诊断属“信息诊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史和症状，病史主要靠亲属提供，症状主要靠心理测试和观察。

　　因此，如果病患家属不配合，病患本人模拟症状，就会有“诈病”的可能。“我们简直要像警察一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测谎仪。”这位年轻的医生自嘲说。

　　在很多精神病医院里，医务人员的年龄分布都极不均匀。“要么就是40岁以上的，专家型，担任很多行政职务。要么就是20出头的，刚毕业，满怀激情和理想。”一位老医生说，“中坚力量都跑光了，青黄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