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在试验田上的全面试水

　　刑事速裁程序两年期试点届满，8月29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以期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新制度试点，为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提供更多可推广的经验。

　　对认罪服法、悔过自新的犯罪行为人从宽处理的理念在我国由来已久，从古代的“自首制度”到近代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都体现着相关精神。一般认为，对认罪认罚的刑事被追诉者进行从宽处罚既符合我国传统的仁爱、宽恕理念，又符合我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性要求，将产生以下正面效应。

　　首先，将有利于激励被追诉者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作出有罪答辩，降低诉讼程序的对抗性，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以及各方诉讼成本；其次，通过认罪认罚获取被害人谅解，尽量减少社会对抗，修复社会关系；最后，使被追诉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自己命运，有利于培育诉讼民主化的理念和改善被追诉者诉讼地位。

　　事实上，我国现行刑法将自首、坦白规定为法定的减轻或者从轻处罚情节，这也体现着相关精神，而某种意义上，认罪认罚比自首、坦白在悔过程度上还要更进一步，不仅承认了犯罪事实，更认可了罪行，有必要在量刑上给予着重考量。

　　2003 年，最高法、最高检、，“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自此“认罪认罚”成为了酌定情节，对其正面评价并不显性。这使得不少案件中，虽然被追诉者对事实认可，但对罪行与罪名不认可，一方面使得程序并未随着自首、坦白简化，另一方面也容易让被害人及其家属产生对方“百般抵赖”的感观，影响社会关系的修护。

　　另一方面，更具法定意义的“认罪认罚”主要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中体现，可是，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被追诉者一般都能得到轻罚，而相关制度适用条件较为严苛，不仅有着和解主体、案件适用类型等特殊要求，还必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了被害人谅解。

　　2014 年 6 月 27 日，“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两高、、，“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对被告人自愿认罪，退缴赃款赃物、积极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取得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可是，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罪等情节较轻，、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立法与司法中的多次试水一直都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这或许是因为相关制度一直是司法界的讨论焦点，而如果相关制度被滥用，则不仅可能沦为变相强迫被告人认罪，还可能造成“缴了罚金、赔了钱就可以减轻处罚、就可以放人”的错觉。实际上，从刑事和解制度以及速裁程序的运行效果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远超出消极影响。

　　或许正是有了这些年的成功尝试与经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从宽制度。”而本次“两高”在北京等18个城市再度开展新制度试点，可谓是在试验田上的全面试水。通过《决定》草案，我们不难看出本次试水将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前再迈一大步。

　　首先，“实体上从宽”与“程序上从简”更为全面深入；其次，适用案件范围将更为全面，不再仅仅适用于特定类型的轻微案件；再次，适用阶段范围不仅局限于审判程序，还将在一定条件适用于侦查及起诉阶段，事实上，在侦查及起诉就认罪认罚，本就应该受到更充分的肯定，

　　最后，权利保障更为全面，规范了审前程序，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同时，将由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期待相关试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为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编辑：又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