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三鹿事件背后,为何媒体缺失?

发布时间:2019-08-22 01:10:15


,相关善后巨细无遗,皆需时日收拾平复。以高官问责开启的行政整肃,见证执政高层的严正立场,对无良企业的普遍义愤和谴责,也再次凝聚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深切关注。而事件席卷的草根生活,于苦痛中背负前行,虽有急风骤雨的事后补救,走出阴影却仍需社会春风化雨不离不弃。在这诸多检视条分缕析之后,我们也把目光转回到自身,检讨奶粉事件中或流失或振作的媒体责任。

  事实上,奶粉事件的爆发,媒体不仅仅是记录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事件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自始至终都跳动着媒体的身影,透视出媒体的形象。就此而言,奶粉事件一经爆发,就有民众敏锐地捕捉到媒体传播的路径,试图还原事件发生发展的完整链条,以此解读奶粉事件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生态。在中国式公共事件的发生路线图上,这种媒体标识的鲜明醒目,无疑已是意味深长的一幕。

  因而,对媒体责任的反思诉求,几乎与事件进展相伴而生,其前提正是奶粉事件中媒体呈现的双面表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臧否。勇敢者得到了表扬——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名披露三鹿奶粉的记者简光洲,迅速为网民得知记取,其所供职的媒体《东方早报》,在旋风般发酵扩张的事态中,一并接受了民众与同行的敬意。而怯懦者收到了批评——在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中,百度公司因涉嫌被三鹿“公关”而过滤其搜索引擎,被网民斥责无所担当,遭遇强烈批评。

  更细节的责问也无处不在:为什么在简光洲点名批评报道之前的那么多报道,都只是语焉不详地指称某某品牌奶粉?为什么事发之前,国家级的媒体广为宣传的却是“三鹿”让人“信赖”的1100道质量检测关?为什么风波蓄势的8月份,三鹿还荣获了几十家平面媒体以及电子媒体联合评出的“30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品牌”?如果说,媒体直接推动和见证了三鹿的疯狂裸奔,又如何在一场祸及全民的质量风暴中全身而退、自圆其说?

  面对这些细节的诘问,我们同样深感不安。在技术的层面,媒体是一个公共信息平台,一切通过合法程序的信息,,都可以在此平台广而告知,增益大众;在社会的层面,媒体又是无所辩驳的社会公器,必须坚守公共利益,倡导公共价值,伸张公平正义。面对前者,媒体难以避免地要受到资本的拉扯,回到后者,媒体又责无旁贷要承担起社会道义。

  奶粉事件的前因后果,贯穿其间的是媒体的不同两面。好恶交织的民众印象,既源于媒体在奶粉事件中充分暴露的双重性格,也是媒体游历于市场与道义之间的天人交战。我们无所保留地向勇敢者致敬,同样警醒自己勿在利益追逐中失却初衷。但深入地看,媒体这种宿命般的恶,并非无法克服,交由一个公正投票的自由发行市场,信誉就此成为媒体自制其恶的最好办法。

  令人忧心的反而是,媒体因为无力对自己负责而释放的公器之恶。揭开奶粉事件的幕后,我们看到了当地媒体异乎寻常的沉默,无良企业金钱开路的霸道,危机筹划中让人心惊的收买,媒体责任不由自主的沦落。资本与权力,是现实给予媒体的炼狱考验,在奶粉事件的深度检讨中,我们再次确认媒体因此而生的失落与坚持。媒体绝不完美,正如同裹挟其中的时代,正因为此,我们同在路上,无可逃避地要时时自省,向历史怀一颗坦荡之心。

  另一篇:网络并不更肮脏或者更干净

  刘洪波 杂文家

  说出皇帝没有穿裤衩,和说出别的人没有穿裤衩,都需要勇气。因为前者可能要杀头,后者呢,因为现在讲法治,你说了可能要挨官司,因为那里面有名誉权,还有利益,需要你来赔偿。

  这几天,,删除不利信息,搜索结果卖钱,BBS用来炒作公司利益,这是与说某人没穿衣服一样的故事,但这不是童话。网络公关做这做那,忙于进行信息屏蔽和消除活动,难道有谁不知道吗,但说出来,还是要小心。

  偷偷在做的事情,你当然没有证据,有证据的人就不会说啦,这与他的饭碗有关,你也不要苛求他,没有证据,你又要说,这就容易被抓住把柄——不是搞这种公关活动的人被抓住了把柄,他的把柄是那么好抓的吗?而是你“血口喷人”被他抓住了把柄。

  “血口喷人”,就是散布谣言。散布某个官员或者某个地方的谣言,你就要“直至被追究刑事责任”,散布的是某个公司的谣言,轻一点,但也可能要被索赔很多钱的。就像张艺谋弄集体操一样,制造些光影,让你觉得身在桃花源,没有穿裤衩的人,裤衩一穿,岂不也是衣冠楚楚。衣冠楚楚了,就可以说你是散布谣言了。,报道中语词闪烁,这种谨慎的勇敢与其说是出于严谨,不如说是源于“预悸”——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余悸”,因为散布谣言的帽子容易戴上已被反复证明。

  有的信息在网上前一天满目可见,一天后遍寻无踪,这要归功于危机公关。危机公关,应该算是一个好词,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本来,它应该是危机发生后重建公众形象,在中国却变得像奥威尔《1984》小说中的“真理部”行为,专用于把不利的信息给“做掉”,如同黑老大要让哪个人消失一般。

  “做掉”的办法基本有两种,一是命令“做掉”,二是协商“做掉”。这里不专门说网络,也不专门说公司。无论在网上网下,无论公司还是别的什么组织,都有“不能让坏事消失,但能让坏消息消失”的本事。在权力范围内,“做掉”的办法就是命令,不许这样,不得那样;在权力达不到的地方,“做掉”的办法就是协商,出钱买掉,也是协商的一种,而且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种。

  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既然名牌奶粉都可以搞到含有“少量食用对人体无害”的糊墙物质的程度,你还要相信这,相信那,我看就只能说你很傻很天真。当然,很可能你是不能不装傻装天真,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嘴上知道该说些什么,你才更像是社会的正常人。食品应该怎样,网络应该怎样,媒体应该怎样,公关应该怎样,权力应该怎样,都是应该而已,实际上可能就都不是应该的那样。网络上的消息有商业运作,也有权力运作,这有什么奇怪的?实际上,在一个特别能感激、特别能原谅的社会里,“错中得益”与“错了再来”都十分简便,人命如草、民权不张乃是必然,权力、公关、媒体、网络、食品等等如果不搞成出人意表的混乱,岂不是违背天理?令人惊愕的事情不断出现,正是天理昭然的证明。

  权力能够决定事情要按自己高兴的方式发展,各种机构就能够相互协商去获得哄骗公众的利益,整个社会就可以互为鱼肉,而且身上不干净的人越多,肮脏越容易成为标准。于是大家都觉得活在这种环境下很正常,甚至已经没有兴趣关心谁没穿裤衩的事情,不穿裤衩的现象太多,穿裤衩反而变成不正常。当然,有时候也要树几个穿裤衩的范本,以示一切安好,而看的人都知道要一边流泪配合着感动一下,一边则或是对感动的材料满腹狐疑,或是在确认无疑后感慨“竟然真有这样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