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的真相》：药物不缺,缺的是对人的关怀

　　□学者,北京

　　英国学者德吕恩·布奇的新著《医药的真相》(Taking　The　Medicine)被兰登书屋评为2010年度最受欢迎的健康类畅销书,此书最近在中国出版。尽管本书肯定了现代医学对于人类的功绩,但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治病救人的医药和医生有时竟成了悄无声息的杀人凶手,滥用药物会要了人的性命。

　　“把我最敬重的人放在马棚里”

　　1860年5月,美国著名作家兼医生霍尔姆斯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医疗协会致函,对当时的医药作了评价:“我坚定地认为,如果全世界的药品,像现在使用的这些,要是都能被沉入海底,那将是全人类的幸事,同时也是鱼类的不幸。”他认为,医生最好立刻对病人放手,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养成明智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医生也要承认,人类文明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和“药品”的功效,放到一块儿,就是一个词——“有毒”。

　　霍尔姆斯得出这样的观点源于他的行医实践和对当时医疗状况的全面观察。例如,在抗生素尚未发现和使用的当时,引起女性产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产后热,而产后热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由护理产妇们的医护人员传染的。产后热是一种伤口感染,是妇女生完孩子后子宫内感染细菌所致。但相当多的医生却否认这一点。例如,重量级的产科医生查尔斯·梅格斯便予以反驳。他说,医生们都是绅士,而绅士的手是干净的。梅格斯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们凭借他们的美德,一定会把健康和康复带给病人。

　　霍尔姆斯从调查中得出妇女产后热发生的主要原因后,得出了不能轻易就医的结论。他说:“在我自己家里,我宁愿把我最敬重的人放在马棚里,置于马槽子附近,没人管他,也不会让他接受最好的救助,住在最干净的病房,但却暴露在最无情的疾病的氛围之中。”霍尔姆斯的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应当理解为,进入医院的人很可能会受到医院内的感染。今天,超级耐药菌株就是首先在医院中由病人和医生之间相互传播的。

　　尽管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认同霍尔姆斯的观点,但是,在当时也有不少医生支持他。例如,比霍尔姆斯大50岁的德国医师塞缪尔·哈内曼描述了他对药品的认识:“轻易用药就是对同胞生命的谋杀或者犯罪,这一想法让我在婚后的第一年就决然放弃了我的行医生涯,开始从事化学和写作。”

　　抗生素救了产妇的命

　　尽管如此,《医药的真相》也强调,有病不仅需要、也应该用药。

　　在抗生素未发现之前,妇女得产后热的确主要是医护人员的传染造成的,而致病菌是链球菌。针对链球菌感染治疗人类的实验也是最先从治疗妇女产后热而获得验证的。1927年,德国医生格哈德·多马克应聘任法本工业联合集团开设的一个重要的病理学和细菌学实验室的主任。多马克上任后与同事一起,把染料合成和新医药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当时,他们想找到可以控制链球菌感染的药物。1932年11月,多马克在实验中终于发现,被称为偶氮磺胺(百浪多息)的药物让感染了链球菌的小白鼠从死神的手中安然脱身,而未使用偶氮磺胺的对照组小白鼠都死了,而且偶氮磺胺的毒性很小。

　　多马克于1935年2月15日才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后来,又有更多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参与了实验。英国夏洛特妇产医院的伦纳德·库勒布鲁克医生首先在老鼠身上重复了多马克的研究,并获得了相同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对病情较轻的产后热妇女使用偶氮磺胺。在对38名患病女性使用偶氮磺胺后,只有3人死亡,死亡率为7.9%。而在此前一年,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是20%,在210例病人中有42人死亡。这已充分证明了偶氮磺胺的抗菌作用。由于多马克研究和发现了磺胺药,诺贝尔奖评委会把193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多马克。

　　而在偶氮磺胺之前,英国的弗莱明已于1929年发现了青霉素可以抑制霉菌。到了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家钱恩和物理学家弗罗里对弗莱明的发现产生了兴趣。钱恩负责青霉菌的培养和青霉素的分离、提纯和强化,使其抗菌力提高了几千倍,弗罗里负责对动物观察实验。至此,青霉素的功效得到了证明。又过了几年,青霉素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当然,后来又有了链霉素等抗生素的发现和使用。

　　能不用药,就别用药

　　随着偶氮磺胺、青霉素和链霉素挽救大量的生命,医生们也形成了一种认识:只要通过给病人使用某种药品,然后观察反应,你就能弄清楚这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科学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神奇药剂,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复杂的风险评估实验,也没有必要仔细权衡害处与益处孰轻孰重。

　　于是,这就造成了今天的过度医疗(过度用药)和滥用药物。只要诊治病人,就会使用多种药物,一是想加强功效,二是进行试错治疗。哪一种药物好——退烧快、抗菌作用强、价格高(医生和药厂挣钱多)和药物企业的投资大(在中国其典型地表现为医药代表对临床用药的渗透和指挥),就使用什么药。

　　对此,19世纪加拿大的著名医生威廉姆·奥斯勒指出,医生对疾病的理解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对药物治疗能力的理解却没有太大的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医生们并不知道他们对病人有意和无意造成的伤害。中国的医疗实践为此作了最生动的解释和图解,其中的原因不是医生对药物的治疗能力的理解没有太大的长进,而是利益在驱动。

　　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挂了8个吊瓶,远高于国际上2.5至3.5瓶的平均水平。从《医药的真相》一书来看,作者显然是同意能不用药的小病就别用药,能吃药的就别打针,能打针的就别输液的观点。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的医生并不会这样提醒病人,因为利益的驱动使得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例如,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为12元,可吃3天,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3天的费用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这也可看出为何中国的医生要对病人进行输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