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上应给予更积极的评价。

　　一是将被告人所有的认罪认罚情节（包括积极退赃、赔偿损失、当庭认罪等）统一为强制性法定考量情节，并予以精细化处理。即如果被告人符合认罪认罚从宽的条件，都“应当”而不是“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官在判决时必须适用，以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自首、坦白等情节反映了被告人不同的认罪悔罪程度，以及对司法资源的节省。因此，有必要从刑事政策角度，基于公正原则，针对这几种情节确定不同的量刑奖励，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罪责刑相适应。比如，同为自首，自首时犯罪事实有无被司法机关发觉，主动自首与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以及自首后有无翻供均应有所区别。如果刑法明确将积极退赃、赔偿损失、当庭认罪等情节予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就能预知自己能获得的司法回报，对于认罪认罚从宽体系的统一性也大有裨益。

　　二是适时扩容特别自首的范围。特别自首规定于刑法分则中，针对的是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行为人。从各国立法情况来看，主要是针对那些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或者司法运作成本高的案件，通过给予这类案件犯罪行为人相应轻缓的处罚，以求尽快将案件侦破。有的国家主要限定于职务犯罪，有的则范围较为广泛。例如，法国刑法典第138条、第226条规定，犯伪造货币罪、加入帮会罪，能自首并揭发同案犯者，免除处罚；日本刑法典第80条、第93条规定，犯预备或阴谋内乱罪、，免除处罚。实践中，职务犯罪以外的一些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由于组织严密，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从瓦解犯罪组织入手，有利于查破案件。因此，从刑事政策角度考虑，我国应通过立法、司法解释，承认由于案件性质的不同造成的认罪认罚从宽的差异化，对上述几类案件作出适用特别自首的规定。
（编辑：又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