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远离虚骄的民族主义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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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导读]事实上，把历史浪漫化，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上，确实也是个普遍文化现象。
　　作者：萧功秦
　　中国模式的两种用法
　　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首先想请你谈一下，你是否认同有一个中国模式?如果有，你怎么描述这个模式?
　　答：中国模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用语，人们用其来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以起到鼓舞人心与宣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经济与社会困境时，往往把中国加以浪漫美化，以此作为参照物，来反思西方的毛病，这种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往往又与中国模式优势论来呼应，形成当下“中国模式观“的主流。另一种用法是中性的社会结构分类学用法，即从体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这种由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予以客观的学术定位，实事求是地考察其优势、弱点、内在矛盾与发展前景。，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从学理层面来反思，深化对现行体制的认识，。
　　我在两年前出版的《中国大转型：，，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体制，三十年来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性，从分类学角度看，其基本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的控制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与企业获得相当的经济自主性。
　　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地方为自身利益竞争，活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与文化领域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又作为大家长，对社会经济、。这样，社会活力的释放与国家的有效调控之间，就有可能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
　　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了执政党主导的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是从全能主义体制中蜕变过来的，因此它保留着强势国家行政能力的优势，而经济多元性与社会竞争力又提升了国家吸纳财富的能力，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路径的制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在国家大家长的呵护下，自身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发育，甚至产生对国家的依赖，这反过来又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功能来解决社会自身功能不足，这种因果关联进而又影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这样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强国家—弱社会”结构。
，，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为新威权主义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模式”。它是全能主义体制按维新方式历史演进的结果，符合以上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两个，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如果朝鲜也能大彻大悟，通过维新方式进行改革开放，会加入这一模式的国家行列之中，其他体制可以借鉴，但很难照搬。
　　要形成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强势组织力量，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是很向往的，但却是很不容易的，而中国恰恰通过革命的全能主义向市场竞争体制的软着陆，建立起一种既有强势国家，又有充满活力的企业的社会经济领域的这种结构。
　　“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
　　问：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发挥积极作用?怎样看待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开始称赞这种模式?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中等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国家已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高福利政策，社会产业已经高度私人化，因此也就陷入一种发展成本极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许多中等发达的、过去被称之为“第二世界”的国家，它们远没有发达国家殖民地时代就积累下来的经济实力，却又超前地走上了高福利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发展困境就更为严重，实际上希腊债务危机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
　　可以说，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比起拉美型、东南亚型、南亚型威权主义，具有更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根据海外最新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十八(去年为第二十名)，在金砖四国(BRIC)中，中国的竞争力继续领先另外三国，巴西、俄罗斯与印度。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7%，为全球之冠;，只有该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挤进前二十名。
　　可以说，这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美国经济学家科利分析韩国等东亚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何以能有发展优势时，曾提出一个“凝聚性资本主义”的概念，此类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一、，有能干的官僚与企业家密切合作;二、经济增长作为工作重点，把快速工业化设为国家目标;三、私人资本被动员起来致力于国家发展战略;四、国家能有效地督导并控制劳工，，为发展的低成本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中国这种后全能型体制比“凝聚性资本主义”体制，具有更强大的动员与聚合社会资源的功能。这是因为，脱胎于革命全能体制的现体制，其渗透社会的能力，组织化的社会动员方式，与发展型意识形态资源相结合，成为引导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社会化手段与资源，精英的遴选方式标准，从革命化标准，转变为以发展为导向的技术官僚化并受执政党的纪律的约束，凡此种种都成为中国模式的国家执行力的重要因素。从应对非典与汶川地震，从举办奥运到世博，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模式的强大动员能力。
　　概括地说，许多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粹—福利主义”的困境，即民粹民主与福利主义这两个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发展陷阱。一方面，这些国家超前地实行了福利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受益于福利政策的劳工大众是巨大的票源，任何试图抛弃福利主义政策而走向刺激竞争效率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将被视为保守派。议员与政客们为了获得大众巨额选票，不得不满足普罗大众的福利要求而牺牲经济效率，领导者不得不用过分的平均与福利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