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娅”提示：亟须建立中国伦理委员会

　　“对人类认识而言，生命是自然界的产物。上世纪70年代重组DNA技术出现时就有人类是否应该改造生物的争议。现在，人类对生物能够做更的改造了，对生命的理解无疑是一更大的冲击。而对西方社会来说，因为有万物皆上帝创造的宗教信仰，争议更甚。”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金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造生命”把基因工程提高了一个层次

　　由文特尔领导的研究团队合成了全新的基因组，将其植入一个内部被掏空遗传物质的单细胞细菌(山羊支原体)，使这个受体细菌“起死回生”，这个由合成基因组控制的细胞具有自行复制的能力。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体在报道此项研究成果时广泛使用的“首次合成人工生命”之说，其实并不严谨。因为DNA是决定生物性状的遗传密码，却不是生命的唯一组成部分，该试验中的山羊支原体是本来就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特尔只不过创造了部分生命。

　　然而，绝大多人都无法否认这项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表示，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带有预定特性的细胞。

　　“我们了解了一个个元件，将它们塞到一个细胞里，让它完成这个物原来没有的化学反应，并具备自然界原来没有的结构与功能，这就是所谓人造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用各种元件去构造自然界没有的体系，但这种元件自然界原来都有的。”金力告诉记者。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实际上早已开始改造自然界的生物，以得到想要的东西(比如药物、啤酒等)，但这些改造仅仅局限于对一个或几个为数不多的基因。合成生物学不只是作简单的修改，而是作系统的大规模的修改，尤其是把原来属于其他物种的基因元件整合到一个细胞里。总而言之，“人造生命”是把基因工程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如果把生物体看做一个化工厂，原来我们是改一个化学反应，现在是改一连串化学反应。

　　这项成果的应用前景让人惊叹，负责该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表示，此项研究有助于将来量身订造生物，协助解决粮食不足、全球暖化和污染等问题。但同时，部分科学家表达了担忧，认为这项研究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甚至可能制造出生物武器。波士顿大学生物医学专家詹姆斯·柯林斯表示，他不认为合成的单细胞生物体意味着一种人造生命形式的诞生，它只是一个带有人造基因组的生物体，而非人造生物体。这项成果破坏了我们有关生命属性的基本信念，而这种信念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显得非常重要。

　　现在谈伦理限制为时尚早

　　针对人造生命引发的“伦理担忧”，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兆明表示，“辛西娅”的出现在伦理道德领域所引起的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均处于预料之中。自从人类基因组工程开展以来，这种冲击就已存在，并且那时已得出人造生命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的结论。“辛西娅”的出现将会使人类科技史、生活史、观念史开始新的篇章。高兆明进一步提醒到，伦理学家不能简单地根据现有的所谓某些伦理法则大而无当地一概否定这种科学研究与探索。相反，应当鼓励我们自己的科学家以有序的方式，积极追踪并尽可能早地掌握这种技术，以便一方面更好地服务本国人民与服务人类，另一方面，在世界文明竞争中为构建起一个基于平等、平衡的正义秩序奠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研究室主任甘绍平更为直接地表示，现在对这一问题表达“伦理担忧”为时过早。他对记者说：“这确实是技术上的一项大进步，但还不是完全的人造生命，我们应该要静待这项技术进一步发展，现在谈伦理限制还太早。我很关注这个问题，也在收集相应资料。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在半年后出一份调查评估，到时会有很多实证材料，这比表面的夸夸其谈要好得多。”

　　金力指出，“人造生命”是一个新东西，这种新的突破给我们带来了喜悦，人类可以造出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事，但其发展前景的不可预测性更让人担忧。伦理是对当代人行为规范的共识和约定，新技术打破了这种约定，形成了冲击。科学的进步是把“双刃剑”，人类有时会面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和谐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科学家、政治家应该在运用这些新的技术发明之前，通过法律等途径有意识地控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让科学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目前，中国在“人造生命”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应该尽快赶上来。

　　亟须建立国家级伦理委员会

　　“人造生命”消息一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即要求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评估此研究将给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的任何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向联邦政府提出行动建议。

　　文特尔也表示，考虑到人造生命研究可能引发的忧虑，研究人员一直在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中心合作。“我们做第一个实验前就要求做伦理评估。”他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说。

　　不难发现，各个级别的伦理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没有成立国家级的伦理委员会，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就没有很好的平台进行讨论。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国家层面的伦理委员会，来评估所有的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风险。”甘绍平告诉记者，“因为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可能认为伦理干预束缚了科学发展。只有国际项目要求有伦理评估时，才逼迫我们对伦理有所反思。中国本身要谈的伦理问题太多了，我们也一直在呼吁建立国家级的伦理委员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收到回应。”谈到这个问题时，甘绍平语气中透着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