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管理思想中人性假设的演变

　　美国企业文化中把人的因素提高到重要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思想认识渊源。它与美国企业管理思想中对人性假设的演变及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变化密切相关。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因而在企业管理史上每一种新的管理思想的产生都是从人性假设的改变开始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对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性假设，大体经历了5个阶段，即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和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人性假设之一：经济人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派和古典管理学家关于人的特性的假设。泰勒制就是以把工人当作“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由此建立了被麦格雷戈称为“X理论”的“科学管理”理论。麦格雷戈认为，泰勒制对职工所作的群氓性的人性假设，其内容是把工人看作是机器的附庸、获取利润的工具。无疑，泰勒这样定义人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

　　“科学管理”产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时美国正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各企业之间为追求高额利润，竞争空前激烈。那时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还不高，生产要素中，资金、设备、自然条件等“物”的因素显得非常宝贵;人的因素中，自然力—体力更为重要。在泰勒制的思想体系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劳资矛盾十分尖锐，双方严重对立。在许多工厂企业中，劳动条件极差。劳动时间很长，工人每天工作10—12 小时，有的甚至长达14—16 小时。工人工资很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恶化。 19 世纪末，工人阶级为了改善企业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同资本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罢工运动(1877 年、1886 年、1897 年，等等)。在许多工厂中，由于工人怠工和抵制，生产效率低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资本的大规模集中，企业中出现了管理阶层。泰勒正是这个阶层的突出代表。泰勒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下的资本家仍然像个封建家长。

　　他们对工厂的管理像封建式领主，全凭经验和命令指挥，没有标准化的程序和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泰勒称这种管理方式为“放任管理”;工人在“放任管理”下生产积极性不高。结果是工人的实际生产率只达到1/3，工厂的生产率也没有充分发挥。当时美国只有少数几家工厂的生产能力达到了60%。泰勒还认为，管理活动的唯一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果，企业主、管理者和工人在工厂中的活动都是在经济诱因下进行的。前两者追求高利润，后者追求高工资。可是由于生产率低，双方的目的均达不到。正是从对工厂经济形势和“经济人”的上述分析出发，泰勒确定了“科学管理”的中心任务在于谋求高效率。他所进行的多项试验和建立的多项管理制度都是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泰勒对人的审视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过分强调人的经济动因，忽视了人的感情因素;过分看重规范、制度、约束、指挥，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称泰勒制造成一种“社会物理学”，把人的社会面降为纯粹的物理定律和决定要素，通过动作研究，人的行动被从人身上剥离，并使之成为抽象的东西。企业中的科学管理使人处于被动的和依附的地位，而且从他的工作中抽掉了一切思想。随着劳资矛盾日益紧张和企业中生产率低下，泰勒制逐渐失去了威信。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用行动推翻了泰勒的人性假设。在1911 年10 月和1912 年10 月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泰勒被人们形容为“像野兽一样残忍”地对待工人的人。美国著名作家厄普顿·辛克菜则指责说，“他(指泰勒)把工资提高了61%，而工作量却增加了362%，这是对工人的剥削”。工厂中进行时间和动作研究的“工作效率专家”也成了工人憎恶的对象。泰勒制受到巨大的冲击。有些工厂为了安抚工人，被迫放弃了“效率研究”。“经济人”被埋葬了。

　　人性假设之二：社会人

　　20 世纪30 年代，为现代管理理论提供新的人性假设的是前面所讲的行为科学派的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他们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制度中忽视人的因素，忽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缺陷，在继承帕雷托和威廉斯关于社会系统分析和对工人心理分析的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人性假设。他们认为，人不仅有经济需要，还有社会需要;人类有安定感、归属感、友谊、关心、受人尊重、心理满足等社会欲望。因此，工人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美国学者埃德加·沙因把“社会人”的内容归纳为下列几点：(1)人类工作的主要动机是社会需要。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因素，除物质条件外，还有社会的、心理的因素;(2)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职工的“士气”，而“士气”又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企业中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影响比正式组织的经济诱因有更大的影响力;(4)人们最期望于领导者的是，能承认并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时代发展至此，管理者眼中出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的形象。

　　对人的认识的这种飞跃，除了在生产活动中人的地位和作用提高(他们受过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教育、生产技能更高)之外，更重要的是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 世纪30 年代，，而美国又是这次经济“大地震”的震中。

　　“黑色星期五”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它对美国社会、经济、。破产、失业、饥饿的阴影笼罩着美国人民的心灵。它给美国人留下的不仅仅是经济萧条，更可怕的是心理消沉。从危机的泥潭中恢复过来和重建美国经济是那样的缓慢。人们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更难于消失。社会上出现了一场“小人物运动”。 1930 年3 月， 125 万失业工人为抗议失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31 年—1932 年，全国举行了两次反饥饿大游行。声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多次举行罢工。俄亥俄、伊利诺伊、纽约等州的小农举行了武装反抗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垄断寡头。他们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便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国家以“总资本家”的身份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干预和调节。，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并给他们法律保障。 1933 年6 月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承认工人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5 年又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 1938 年通过“公平劳动标法”。劳工通过斗争争取到了立法上的重大胜利。在经济上， 年)，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自上而下地帮助小人物，关心他们的利益，以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部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提高了。他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可以任人摆布了。工会有了合法保障。。于是，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对人的因素不能不给予更多的考虑。人们还注意到，当深刻持久的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打击，使多数人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愿意将团体视为归属，乐于在团体中寻找失落的信念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