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是解释乡土问题的一切理由

　　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但是，今年8月发生在村里的凶杀案让这个村出了名。女村民杨改兰杀死了4个幼小孩子，然后自杀身亡，她的丈夫李克英也在数日后自杀身亡。

　　6条生命的消逝，无疑让任何心存善意的人感到悲恸。在情绪之外，一些报道和评论进而分析如此惨剧发生的原因。无疑，贫困是当事人身上不能抹去的一个标签。杨改兰家无疑很穷，4个孩子，李克英一年打工挣6000元-7000元，其中3000元-4000元用作家务开支。在阿姑山村的191户人家中，有73户为建档贫困户，而杨改兰家并不在其中，这就意味着，如果贫困户的判定过程公正合理，那么杨改兰家在村里还不算最穷的了。

　　贫穷让人同情，但是，将罪案发生原因归结于贫穷，则难免失之武断。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罪案发生概率与一个人的贫困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其性质首先就是一起凶杀案，因为随后她自杀身亡，其罪行无法得到法律追究。无论如何，贫困不是杀人的理由，孩子更是无辜的受害者。在这起案件中，最值得同情的无疑是那4个孩子，其次是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最不该同情的就是杨改兰。

　　在有关杨改兰案件的报道中，很多人以一种带有优越感的现代视角看乡村。在他们眼里，凋敝、衰败、贫困是乡村的关键词。这样的判断固然没有错误，城乡差距在某些时候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是，乡村的问题远远不是经济上的。尽管乡村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比不上城里，但是终究在发展着，村民的生活水平至少比数十年前有所提高。如果按照贫困导致犯罪的逻辑，岂不是曾经的乡村是个比现在更不堪的犯罪发源地？

　　曾几何时，乡村也有自己固有的秩序。它可以贫困，可以与时代脱节，但是乡村治理有其内在逻辑。村里有村规民约，有熟人社会的牵绊，也有乡绅的权威。一个家庭出了内在的问题，很快会有族人或者乡绅的介入，让外部力量化解内部矛盾。

　　然而，无论是杨改兰案还是其它类似的案件，我们都能发现尽管案件发生在乡土，但是当事人似乎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社会交往疏淡，外部救济缺失，乡村治理者的漠然，这是当事人遇到的普遍困境。杨改兰家或许不是村里最穷的，却可能是村里较失落的一家。即使在当代乡土社会中，他们也是特殊的个体，无法融入乡村的主流圈子。这恐怕是问题逐渐积累而无人察觉的重要因素。

　　对一起罪案，归纳某种社会原因，然后作事后复盘，其实都难免是简单粗暴的。像杨改兰这样的乡村悲剧，或许还会次第发生，但是每一个“杨改兰”都是不一样的，其犯罪动机都有复杂的个体因素。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乡村有个更好的秩序，能够在个体遇到问题时有通畅的纾解渠道，也包括乡土社会的主动介入机制。建立符合当代需要的乡村秩序，或能减少来自底层的暴戾伤害。
（编辑：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