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窦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辩护词

发布时间:2019-08-17 22:25:15


  自身矛盾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关于窦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窦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之被告人窦某某的委托后,指派田庭峰、邓寒芮律师作为被告人窦某某的辩护人,参与本案在一审阶段的诉讼活动。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的卷宗,又依法会见了羁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的被告人,在征得被告人本人同意委托本辩护人为其辩护后,辩护人又多次认真听取了被告人的陈述。现辩护人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将本案的焦点归结如下:

  被告人窦某某是否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窦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辩护人认为,公诉人的观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事实支持,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被告人窦某某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要构成妨害公务罪,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2、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出现妨害公务的危险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那么,在本案中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客观方面来看,本案被告人窦某某的行为,的确是以暴力方法阻碍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对于这一事实,有被害人冯某某的陈述、证人证言、损伤检验报告、被告人窦某某的供述等证据可以证明。

  但是,在主观方面,被告人窦某某是否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

  被告人窦某某在被逮捕后的所有讯问笔录中,以及庭审过程中,从始至终一直坚持自己并不知道被害人冯某某是在执行公务。也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并不能认定他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

  相反,公诉人认为,对于被告人窦某某的犯罪故意,可以由被害人冯某某的陈述及照片辨认笔录、证人朱某某等人的证言及照片辨认笔录、验伤通知及损伤检验报告、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等证据证实。

  对于这一问题,辩护人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人窦某某在案发时具有妨害公务的犯罪故意。理由如下:

  一、与证明被告人窦某某是否具有犯罪故意有关的证据均为人证,必须经过客观验证才可以作为定案证据。

  本案中,公诉人提供的照片辨认笔录、验伤通知及损伤检验报告、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等证据,能够证明的只是本案客观方面的事实:被告人窦某某对被害人冯某某实施了暴力行为,并造成轻微伤,同时被告人的行为致使被抓获的盗窃嫌疑人逃脱。如前所述,被告人窦某某承认该客观事实。但是,这些证据却无法证明被告人窦某某具有妨害公务的犯罪故意。

  余下的其他证据为:被害人冯某某的陈述、证人朱某某等人的证言。只有这些证据才与被告人窦某某是否具有妨害公务的犯罪故意密切相关。而这些证据均为特定人对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在证据学上称为:“人证”。

  这些陈述只是特定的人做的证明,并不是证据本身,因而不能直接发挥出证据的作用,必须经过客观验证才可以作为定案证据。

  理由是:

  1、人的陈述都有主体,即陈述人。只有证明才有主体,证据是不存在主体的。

  2、人的陈述都有主观性。主观性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它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而这种陈述体现的是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当然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因此具有主观性。而证据则是客观的、外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没有主观性。

  因此,特定人陈述的实质是证明。陈述是人们反映事实的一种形式,本质上是人的意识在起作用。它虽然有“语言”这个外壳,但那只是人的意识客观化的标志。能够作为定案证据的,必须是被人陈述并经查证属实的,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客观事实。

  就本案而言,公诉人提供的被害人冯某某的陈述、证人朱某某等人的证言,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窦某某是否具有犯罪故意的证据,而必须要经过客观验证。

  二、本案证人的身份特殊,其证言的可信度不够、证明力不足。

  如前所述,特定人的陈述具有主观性,在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中势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会影响其陈述客观性的因素中,陈述者的身份及其与被害人、被告人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考察的。

  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人证言来自五个人:朱某某、蒋某某、张某某、王某某、胡某某;被害人陈述来自冯某某。

  这几个人的身份分别是:

  朱某某,男,23岁,广东东莞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员工,E2D01展位被盗展商;

  蒋某某,男,20岁,上海联邦社区保安服务社社保队员;

  张某某,男,37岁,上海联邦社区保安服务社社保队员;

  王某某,男,24岁,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便衣队民警;

  胡某某,女,41岁,上海联邦社区保安服务社社保队员

  冯某某,女,44岁,浦东新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便衣队民警。

  也就是说,公诉人所提供的五位证人中,有四位都是民警冯某某的同事或者共同执法者;余下的一位则是逃脱的盗窃嫌疑人进行盗窃的被害展商。

  而根据他们的证言,案发时周围有至少三十人围观。那么,为什么提供的仅仅是与被害人冯某某有紧密关系的证人的证言?为什么不能提供与被害人或者被盗展商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人的证言?

  鉴于上述证人身份及与被害人的关系的特殊性,辩护人认为,他们对于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可信度不够、证明力不足!

  三、本案人证本身即存在矛盾,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窦某某在案发时具有妨害公务的犯罪故意的证据。

  对于任何一个案件做出判断,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相应的,对于证明客观事实的证据,就必须做出严格的审查判断,去伪存真,还事件以客观真实。在证据学上,判断证据真实性的基本标志就是:证据的“三统一”,即自身统一、相互统一、与案件统一。所谓统一就是没有矛盾。因此,在审查判断证据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事物之间的矛盾,排除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