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孕妇的工作日记

　　本刊记者/孙欣

　　2007年7月10日，记者联系上曲言（化名）时，她正在坐月子，做母亲的幸福感冲淡了她之前的种种委屈。对因为怀孕而失去的工作，她已经可以淡然面对。

　　被换成旧电脑

　　曲言是2004年进入某大型广告公司的，做其下属某杂志的编辑。公司女老板身兼总经理与社长两职。工作压力不大，工资2500元再加稿费，老板也还不错， 曲言比较满意目前的工作。然而，在2006年“十一”她发现自己怀孕后，一切都变了。

　　曲言在自己的博客里，对当时的经历进行了大概的描述：

　　2006-11-17

　　当我告知老板我怀孕的事情后，她当时脸上挂着很不自然的笑容，没说什么。可是没过几天，她就叫行政拿来了新的劳动合同，里面新加了一条手写条款：“在合同期间，员工不能有生育计划，如意外怀孕，公司将调其至综合岗位。”后来，我间接地被通知，工资也会被降到北京市最低保障。她在我们已经签过字的合同里加了这么一条，让我很难接受（因为之前我们的两份合同都在她手里，自己手里没有，所以她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为此，我哭了很长时间，心情郁闷。行政劝我，不要为此事伤心，为了孩子要保持好的心情。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竟然会这么对待员工。

　　10月中旬，老板告诉曲言写个申请，关于要求工作量减轻的申请。曲言赶快照办，总编签字同意后交给老板，曲言之后就没再见过这份申请。

　　知道曲言怀孕后，老板态度的改变让她始料不及，因为之前一直是骨干，挺受老板器重。现在，曲言形容老板后来对她的态度是“一天看不到都难受，难受没人可以斗争呀”。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还在怀孕初期的曲言情绪难免会受到影响，“一天会哭好几次”。同时工作量也在增加，曲言说：“社长要求我每天打电话联系开发出12个新的广告客户。这个工作量就算是对广告部有经验的销售来说都是巨大的，何况是没有做过广告的我，并且我还是个孕妇。”在这种情况下，曲言出现了先兆流产。

　　2006-11-18

　　在医生找了半天都没听到胎心后，我想当时我的脸色肯定十分不好，在她让我去做B超时，我想当时我可能都快要哭了。医生见如此，又犹豫了一下说：要么你过会儿再来听听，过10分钟吧。我从检查室里走出去，对老公只说了一句：“没听到胎心。”眼泪就唰地流下来了，也顾不了周围有那么多人在看着我。我也不知道当时老公是什么心情，只是自己坐在那里哭，心情落到谷底。终于，有一种急促地跳动声从扩音器里传出来了，医生对我只说了一句：这就是胎心。医生又问了我一些情况，说先观察一周，如果没有异常状况，让我3周后再去。她建议我休息一周，不要去上班，并且给我开了假条。假条上写着“先兆流产，建议休息一周”。看着那几个字，我的眼泪又禁不住要流。

　　单位的合同是一年一签的，10月30日到期。当曲言发现新增条款后，认为非常不合理，对自己非常不利，拒绝签字。同时，她向总公司工会反映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工会表示会帮助她，但迟迟没有消息。曲言又去找到全国总工会，给妇联打电话……这些活动不仅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反而带来更多的刁难。

　　休假一周后，曲言上班后发现自己的液晶电脑被换成一台废旧的球面电脑，而原来使用的电脑却被闲置在一边，无人使用。

　　2006-12-08

　　过去的两周好痛苦！先是麦兜妈（曲言）因为全身发痒，在网上咨询以为是胆积酸吓了一跳，结果去医院做检查胆汁酸正常，血糖却高了点。这下可苦了麦兜妈，被医生各抽了一管血的两个胳膊连续一个星期都发青发疼，下巴的淋巴也发炎肿起一个小包，之前的全身发痒和坐骨神经疼也没有减轻，还因为担心血糖高不敢吃水果又上火嘴上起泡……

　　哎，就是有这么多痛苦，麦兜妈单位的女老板依然隔三差五的找事，一会逼着签严重丧失人伦和无视劳动者权利的违法合同，一会又拿曾经逼走了几个员工的工作职责来要求一个孕妇……一向坚强的麦兜妈，在几位友好同事的支持下，勉强还有一点不太寒冷的工作空间，她们戏称要坚持到底，看看这位史上最牛的女老板全部十八般武艺到底有多精。

　　366.6元的工资

　　在求助一圈没有得到帮助后，曲言找到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法律上的支持。中心律师李莹、张帅先后给予了她大量的免费法律援助。

　　12月6日，人事处在老板授意下又拿来合同让曲言签字，其中又增加了几条不合理条款，可是老板发话“如果不签就算离职”。曲言向律师张帅求救，因为考虑到合同已经到期，根据劳动法如果不签就算自动解除合同，所以张帅建议她先签。但景况并没有因为她的屈服而有所好转。

　　2006.12.12

　　昨天看到了我11月的工资，老板太能算计了。她把我的工资没有降到最低保障，如果降到最低保障的话，她就不能从我工资里面扣除保险等金额。因为国家规定我的保险还是按上一年实际收入计算的，所以她把我的基本工资降到1200元，然后把保险从这里面扣除，结果我11月的工资只有366.6元钱。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真有点傻眼了，不过为了小麦兜，我没说什么，只是要求财务给我打工资条，可是财务到现在也没给我，估计还要请示一下那个老板。

　　她这样做，我不知道算不算违法，反正我的实际收入已经低于北京市最低保障线了。不过她这样做，让我还没话说，基本工资给了，保险也给了，最后拿到手的钱就是那么点儿。还不够我上下班坐车和打车的钱呢。

　　而且，老板昨天让行政通知我，从11月取消我的通信费和交通费的报销，我是公司里唯一一个没有报销的人。她完全忘记了我过去曾对这个公司所作的贡献。

　　算了，她打击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几个没生孩子的呢。就当我先为她们当了一次实验品，她们再战斗时就有经验了。

　　这时北大妇女中心的律师建议她打劳动仲裁官司，并且告诉她从法律上看她“一定会赢”。于是，在北大妇女中心律师的陪伴下，曲言鼓起勇气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局立案。一个星期后她接到朝阳区劳动局通知，说根据调查发现总公司注册地址在顺义，她应该到那里立案。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曲言独自坐车去从来没去过的顺义立了案。

　　知道曲言告了自己，老板的态度依然故我。怕家人担心，曲言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受到的种种委屈，打劳动仲裁官司的事情也隐瞒了，她只有在博客中倾诉心头的烦闷：